凤翔古籍“藏经阁”

戴上白色的手套，轻轻地打开樟木盒子，小心翼翼地把薄如蝉翼、白中泛黄的440余年前的孤本书籍捧出来放在洁净如洗的桌子上，在管理人员的监督和允许下，阅读者才可以如获珍宝般的翻阅书籍。据说，每一位阅读者在读这些古籍的时候，都是如此的虔诚、如此的小心。

因为，翻阅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段段厚重的历史，一段段睽别已久的尘封往事，以及这片土地万物生生不息的魂魄。

凤翔图书馆的古籍典藏室，就好像金庸小说里出现的“藏经阁”一样，神秘、厚重、安静，悄无声息的存在于图书馆三楼一角。当几缕阳光从西边封闭的玻璃窗户投射进来的时候，暗红色书架上的书籍散发着昏黄的光晕。

在这暗红色的樟木书架和柜子里保存的古籍文献为7200余册，全国孤本古籍55本，善本120册。古籍以清代版本居多，有少量的明代版本，版本形式各异，内容涉猎之广，具有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其中，经部321种，史部304种，子部231种，集部354种，丛部3种。辛亥革命先驱，原国民党陕西省省长刘治洲捐赠的24史等书，也在馆珍藏保存至今。据了解，古籍典藏室的文献藏量位居全市县区馆前列，是陕西省县级图书馆古籍文献藏量较多的单位，

古籍典藏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巨大财富和文化资源，蕴含着中华民族固有的智慧和创造力，凝结着几千年华夏儿女的智慧，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石。

问起古籍典藏室的历史，作为在这里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人，该馆党支部书记许敏笃如数家珍般的侃侃而谈。在他的叙述中，一段关于“藏经阁”的历史揭开了面纱。

凤翔县图书馆创建于1933年，当时名为凤翔县民众教育馆。它的前身是从明清时代周鼎(凤翔周家的前人、地方绅士)创办的“正谊书院”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现存古籍线装木刻版本书籍千余册，无偿供人们阅读。到民国末年，凤翔文化极为繁荣，官方、学校及民间私家古籍经典藏量极为丰富，推动了当时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解放后，民众教育馆被县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凤翔县文化馆，只有三名同志负责图书的阅览和外借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古籍图书被列为四旧。全国各地迅速掀起破“四旧”、立“四新”的高潮，凤翔也同全国一样，不到一个月时间将全县的庙宇、亭、台、楼、阁全部拆除，发动全县人民利用两年时间挖毁了巍峨壮观的明代凤翔古城墙。同时对全县官方、学校以及私家珍藏的古籍图书全部被红卫兵清查集中焚烧，村级的集中到各大队(现在的村委会)进行焚烧。

“我家上祖辈和祖辈珍存的近万册古籍被红卫兵从藏书楼上全部清理焚烧，当时爷爷在清理期间藏了几本书在棉衣里，被红卫兵发现后狠狠打了一顿”许敏笃说。

在城关镇行司巷大队和纸坊火星大队焚烧古籍的时候，有人建议将部分图书进行了鉴别，把不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书籍上交县文化馆予以封存。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各派互斗期间，县文化馆也遭到破坏，馆藏图书损失大半，古籍文献损失更多。

1973年夏季，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把县文化馆淹没，存放的民国年间和解放初的报刊杂志全部被淹没损坏。当时，李守德、闫志虎、刘天太、曹明檀、杨景涛、李万德、马耀堂、郭升等老一辈文化馆工作人员从水中抢救出了今天现存的古籍图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人民政府每年下拨专款为图书馆增购图书，订阅报刊，全馆图书增至4.5万册。但由于经费无法满足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与修复，使这块民族文化瑰宝沉睡了三十多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从2000年开始，国家逐步重视文化事业，县图书馆组织专业人士对古籍文献按照经、史、子、集、丛四库分类法进行分类，并对部分文献进行了修复和整理。

该馆把古籍保护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采取不同形式，狠抓防鼠、防虫、防潮、防盗、防火等工作，每年对古籍进行一次晾晒，放置防虫药物和防腐剂进行保护。按经、史、子、集、丛四库分类法印制了《凤翔县图书馆古籍总目》，便于读者查询;在全国古籍普查平台上对馆藏古籍进行了数字上传工作，为馆藏古籍文献建立完善了电子档案。

近年来，该馆古籍文献典藏室每年接待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教授近百余人，为研究凤翔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佐证史料，使古老的古籍文献重新焕发生机。

许敏笃指着明万历5年官方书局印制的、些许破损的《重修凤翔府志》说道:“这是全国孤本，镇馆之宝。目前，馆里和省图书馆多次沟通，打算对这部经典史书予以修复和影印再造，使凤翔历史再放光彩，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来源：凤翔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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